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,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如何推行,下一步高水平的开放如何进行?刚刚过去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“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”“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”,我觉得这两句话确实非常重要。

  李光耀先生有一本书专门写“发展是硬道理”——在任何国家,发展都是硬道理,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、经济体制,不发展了都会出现问题。

  为什么我们现在对“发展”如此强调呢?去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了“中国式现代化”,要求实现“五位一体”的现代化,即: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。这个现代化的标准是非常高的。

  迄今为止,发达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,加起来人口也不到10亿。我们要实现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,这个任务确实不容易。到去年年底,我们的人均GDP只有1.3万美元,假设2035年我们要达到亚洲四小龙3万美元左右的水平,那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们从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到现在1.3万美元走了40多年了。如果要从1.3万到3万美金,还是有很长的距离。

  当然,我们要考虑,我们的人均GDP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高?我们的生活一定要赶上发达国家吗?也不见得。另外,印度也在搞现代化,如果我们都要享受欧美的物质水平的话,我们需要多少个地球?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考虑清楚的。不管怎么样,可持续地发展很重要。

 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?我觉得技术非常重要。我跟我的研究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。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和观察,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要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或者实现高质量发展,进而成为发达经济体,最重要的是如何跨越“中等技术陷阱”。虽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综合性的,但是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是非常关键的——欧美是这样,亚洲四小龙也是这样;拉美有一段时间欣欣向荣,但是技术升级的路径没有跨过去,发展势头就下去了。那些不能实现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的亚洲国家,最后也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。二战以后,全世界130多个国家也只有不到20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,所以经验地看,实现现代化还是不容易的。

  讲到国家竞争力,我们还是要看看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。前几年我们一直在讲“东升西降”,很多人认为美国衰落了。但看看美国科技的进步、经济的进步,它还是展现出活力的。

 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在演变——从1945年到1980年代,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凯恩斯主义到里根、撒切尔主义,8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又成为主流。近些年,我们又能看到凯恩斯主义在某些领域的回归,新凯恩斯主义出现了。从一战、二战到越战、冷战,美欧国家实际上是危机不断的,但是他们的科技进步从来也没有停止过。

  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,称其为“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”或者“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枢纽”——就像美国的波士顿、旧金山、纽约。不管美国的政治怎么变化,不管美国的街头政治怎样,这些平台的发展都不受影响,这些平台还集中了世界上最好的人才、最好的技术、最好的资本,所以美国不只是使用美国的资源,它还是世界最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地。

  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怎么做的问题,我觉得有参考意义。

  广州未来如何发展?无疑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改进的,尤其从系统层面,我们尽管有很多先进的地方,但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成系统。我想提出广州三大枢纽的建设:第一大枢纽是高校人才枢纽。第二大是科创枢纽;第三大是金融服务枢纽。

  现在经济圈总在讨论老的“三驾马车”动力不足了。如何来重新赋能老的“三驾马车”呢?我们提出新的“三驾马车”,一是基础科研,二是应用技术转化,三是金融服务。这也是我们总结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,西方发达经济体250多年来经济发展进程缺一不可的。

  首先是基础科研,基础科研主要是大学,主要是人才,当然还有研究所、研究室,这些都非常重要。波士顿、纽约、旧金山、东京,这些都是国际教育跟人才的枢纽。例如,纽约、旧金山外国人口是40%,硅谷更高,外国人口占60%。我们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了一下,美国2/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创办的。所以我们说的“美国制造”其实不是美国人制造,而是世界上所有聪明人在美国的制造,这里面很多独角兽企业还有很多中国人。

  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基础科研。我们老说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基础科研投入不足,其实并非如此,基础科研不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,而是兴趣密集型的、资源密集型的。我们要给这些科学共同体一个体面的生活,让他们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兴趣。很多科学人才自称为“无政府主义者”,不是说他们反政府,只是说政府不要来干预我们太多,不要老是考核我们,让我们每年都要发表文章。

  我们许多高水平的高校在做基础科研,尤其是我们可以将香港的资源整合起来。现在我们提倡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,香港的大学只有七八间,但是五间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是前100名,有三间大学是前50名,这是了不起的,香港的科研是非常系统化的。

  应用技术转化非常重要。应用技术转化是要花很多钱的,钱要更多地投到应用技术。这就凸显了金融服务的重要性。风投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服务,它可以把民间闲置的、可以承担风险的资金结合起来搞科创。在这方面,我们确实是有潜能的。在金融方面,我们可以利用香港的优势,让香港跟大湾区整合起来,发挥香港金融服务的优势。

  我们要提升国际竞争力,系统化很重要。要好好思考一下如何使得这些生产要素系统化。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走向高质量发展,也是提高科创能力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。

  (郑永年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、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)